11月17日24时，正是新旧日子交替的那一刻，著名翻译家戴乃迭先生告别了她所热爱的世界，告别了热爱她的千万读者。这个不幸的消息在短短的数小时内，就迅速地传到世界各地，人们纷纷打来电话，向她的丈夫杨宪益先生表示了深切的悼念之情。
十几天前即11月5日，黄苗子、郁风夫妇，邵燕祥、谢文秀夫妇、李辉兄和我相约到友谊宾馆看望杨宪益先生。那天，戴乃迭病情加重，高烧至39度。杨先生还是那么从容而周到地准备了好酒和饭菜，但他内心的焦虑和沉重是可想而知的。平时，朋友们来，戴乃迭总是坐在一旁，微笑地听朋友们谈天说地，有时谈话的气氛会因为她幽默的插话而分外活跃。可能因为是翻译家的缘故，她总会挑选最确切而又生动的词句表达自己的看法。有一次，大家谈到大跃进时，戴乃迭说：“领导当时也要我翻一翻（番）。”如此双关妙语，引得一片欢笑声。而现在，戴乃迭却已卧病医院！杨先生找出了郁风在十年前为戴乃迭所绘肖像，放在座旁。他对乃迭那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感情，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。为了使气氛轻松一些，郁风说，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曾经画过这么传神的戴乃迭，不无得意地说：“你们瞧，这头发，嗯，是画得好！是画得好！”画上郁风有一句题词：“金头发变成银白了，但金子的心是不会变的。”大家说，这句话真是贴切之至。
戴乃迭和杨宪益先生合译的《红楼梦》、《儒林外史》、《鲁迅选集》等中国文学名著，已公认为译作之经典，为中国的翻译工作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。戴乃迭还将大量当代作家的作品翻译成英文。她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和高超的语言能力，扩大了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影响。仅此一点，可以不夸张地说，她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她平时从不提及这些。她和杨宪益先生一样，把忘我而勤奋的劳作当做一位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对人民、对国家所应有的本分。在她那里，只要是工作，就根本没有什么讨价还价之说———她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，还有什么可讨价还价的呢？而她的确是无价的。
“文革”期间，戴乃迭曾被当作“英国特务”而入狱达4年之久。她心爱的儿子也被逼疯，后来又不幸死于非命。这些灾难，曾给她以心灵重创。但有人竟对她说：“你要是真的热爱中国，为什么不放弃英国国籍？”戴乃迭气愤地说：“我热爱中国，并不是说我就不爱英国。你是什么党员！怎么一点国际主义都没有！”
“国际主义”这四个字，在她的心目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，也许旁人还不那么容易体会。今年10月初，我在英国剑桥大学东方系见到白霞（Pat）。这位曾是外文局《中国文学》社专家的苏格兰女士。1974年，白霞还是一个20出头的小姑娘，那时她正在为以后的工作出路犯愁，恰好遇到了回英国探亲的戴乃迭。当时戴乃迭从狱中放出来不久，而“文革”还没有结束。戴乃迭却出人意料地劝说白霞来中国工作。她说，中国现在还很穷，可是有希望，“文革”是搞不长久的。她一句也没有提及“文革”对她个人的迫害，“没有一句抱怨”，对中国的前途却抱有十足的信心。她有她的先见之明，而我却只能理解为她“爱国”———这里的“国”，可以指“中国”，又可以指“英国”，既是“人民”的同义语，亦是“国际主义”的同义语。白霞说，完全是受戴乃迭的人格力量和国际主义精神的感召。
今年1月19日，在戴乃迭80寿辰之日，《中国文学》出版社的同事们全体签名致函戴乃迭，深情地写道：“尊敬的戴乃迭先生，中国是您的第二故乡。在这古老的土地上，您度过了人生的四分之三，从二十妙龄的美丽少女到八十高龄的白发老人，悠悠岁月消失在您等身的译著中，赫赫英名留藏在中国人的记忆里。”“您是一位工作在文化战线的、女性的、活着的白求恩。”参加祝寿的人们还清楚地记得戴乃迭的答辞，她以微弱的声音说了一句话：“我哪有那么好？”人们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。
在“文革”时，郁风也曾被关进监狱。有一天她发现戴乃迭也关在那里。其实，并没有人告诉郁风，郁风也没有亲眼见到近在咫尺的戴乃迭。坐在戴乃迭画像前，郁风回忆说：“在那个年代和那个特定的环境里，只有戴乃迭还坚持对别人说‘谢谢’。听到这两个字，我知道，那一定是戴乃迭，果然。”
戴乃迭平静地走了。现在该轮到我们，对这位真正的国际主义战士，最后说一声：“谢谢了”！
愿戴乃迭先生在天之灵安息。
1999年11月18日
（摘自1999年11月20日《北京晚报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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